依据《民法典》第一千一百五十八条，自然人可以与继承人以外的组织或者个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。按照协议，该组织或个人承担该自然人的生养死葬义务，并享有受遗赠的权利。本案遗赠人耿某与扶养人王某之间存在两份协议：《遗赠扶养协议》和《赠与协议》，约定王某承担生养死葬义务后可获得其财产。王某在将耿某“赶走”不履行扶养义务后，竟还想继承耿某名下遗产？显然无论从哪份协议入手王某都行不通。耿某在财产转移之前已通过公证声明，撤销上述两份公证遗嘱和赠与，且其撤销行为合法有效。从《遗赠扶养协议》出发，由于王某无正当理由未继续履行抚养义务，其已丧失由此主张受遗赠的权利；而《赠与协议》由于案涉房屋尚未转移，耿某享有任意撤销权。故王某主张继承耿某遗产已无依据。
案例导入：
耿某系耿某甲的父亲，王某与耿某甲于2001年4月11日登记结婚，于2005年7月25日协议离婚并签订离婚协议书，约定财产归耿某甲所有。2012年耿某甲去世。
2013年7月31日，经律师见证，王某与耿某签订《遗赠扶养协议》，约定耿某将其名下房屋、百年后剩余的工资及抚恤金全部赠与王某，王某在耿某去世后即受领上述全部财产；王某保证继续悉心照顾耿某，并负责耿某去世后的送终安葬。
2013年10月15日，在律师事务所见证下，王某与耿某签订赠与协议，约定耿某将案涉房屋无偿赠与王某。并于2015年8月19日经公证处对耿某设立的遗嘱进行公证，内容为耿某将案涉房屋遗留给王某。
2019年春节前，因耿某停止向王某提供工资及经常滑倒，王某遂将耿某赶走。
2022年4月28日，耿某出具公证声明书，内容为因发生客观变化，其决定撤销公证遗嘱，不将案涉房屋遗留给王某。当日，耿某又出具声明，内容为因王某长期不照顾耿某，双方关系恶劣，耿某决定撤回将房屋无偿赠送给王某的意思表示，且赠与协议所约定的涉案房屋并未办理相应过户手续，双方于2013年10月15日签订的赠与协议未成立，不产生相应的法律约束力。2024年11月24日，耿某去世。
王某起诉继承耿某名下房屋及全部工资。
法院观点：
首先，关于遗赠扶养协议的履行。王某与耿某于2013年7月31日签订的《遗赠扶养协议》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，内容不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，应属合法有效，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。该协议明确约定王某需对耿某承担生养死葬的义务，方可于耿某去世后获得案涉财产，然而，王某自2019年春节前因故将耿某赶走后，便未再继续履行照顾扶养义务。此行为已构成根本性违约，导致遗赠扶养协议的目的无法实现。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〉继承编的解释（一）》第四十条之规定：“继承人以外的组织或者个人与自然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后，无正当理由不履行，导致协议解除的，不能享有受遗赠的权利，其支付的供养费用一般不予补偿。”据此，因王某无正当理由未继续履行扶养义务，其已丧失依据该协议主张受遗赠的权利。耿某生前撤销遗赠的意思表示，符合法律规定。
其次，关于赠与合同的效力。双方于2013年10月15日签订的《赠与协议》约定，待案涉房屋政策允许变更登记时办理产权转移。该约定表明，该赠与合同附有生效条件。因案涉房屋至今尚不具备办理不动产权证的条件，赠与财产的权利并未转移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六百五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：“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。”因此，赠与人耿某在财产权利转移前享有任意撤销权。耿某于2022年4月28日通过公证声明撤销赠与，是依法行使撤销权的行为，合法有效，王某基于该《赠与协议》主张权利，亦不能成立。
郑淑琼
2025年11月14日